自从2004年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正确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2006年《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以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党和国家长时间坚持的一项刑事政策，在指导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方面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2025年1月，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又专门强调“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从我国当前的法治建设实际来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应当被更认真地认识和对待。
坚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初衷和要义。随时代变迁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犯罪形态和犯罪结构不断发生明显的变化，犯罪治理的观念、模式和机制也会顺应时势与情境而做调整，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初衷和要义必须得到坚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含义是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有度、宽严互补，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它蕴含着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治罪与治理并重的辩证统一原理。“宽严相济”既不是一律从严，也不是一味从宽，“宽”有宽的界限，“严”有严的标准，要形成相对合理的结构关系。随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和推行，我国犯罪治理的基本格局发生了明显转变。一个典型标志就是轻罪治理的逐渐兴起。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全国起诉严重暴力犯罪从1999年16.2万人下降至2023年6.1万人，占比从25.1%下降至3.6%，而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轻罪案件人数则从1999年的54.4%上升至2023年的82.3%。这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有的实践效应，既符合其精神与宗旨，也符合现代刑事司法文明的本质和方向。
应当引起重视的是，“宽”与“严”任何一端的偏废，都不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初衷和要义，“宽严相济”的本质是追求“宽严”结构关系的科学配置。一个有必要注意一下的现象是，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犯罪并没有彻底消除，甚至报复社会型的重大恶性暴力犯罪事件在个别地方仍有发生。因此，切忌在“宽”的基本面向遮蔽之下疏忽了“严”的一面，只有实现宽严功能的有机结合，对严重犯罪始终保持“严”的震慑，才是“宽严相济”的应然之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是犯罪治理的调节器，也提供了社会控制的一种方法论，其科学性及实践意义值得坚持。
避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践中可能会产生的不当倾向和误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具有进步意义，其自身也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但在实施过程中也也许会出现一些不当的现象、倾向和误区，需要加以辨别、规避。
归纳而言，这些误区主要有如下三种。一是陷入“要么宽，要么严”的二元窠臼，将“宽严”关系简单机械理解为非此即彼，导致一味或过度地从宽或从严，可能会引起走极端、突破底线，进而出现“纵容”犯罪或者过度严苛的情况，甚至会出现类似罪行在不同时期的处理尺度偏差较为显著的现象，偏离“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和“宽中有严、严中有宽”的政策宗旨。二是陷入“轻罪宽，重罪严”的逻辑误区，不能综合全案因素准确区分个案的具体情形和情节轻重，存在裁量权运用过于僵化的情况。其典型表现是，在少数轻罪案件中对某些情节偏重的行为有一并从轻纵容之嫌，而在部分重罪案件中又对某些相对轻微的行为或情节一并苛刑过重。例如，对团伙犯罪中某些犯罪情节不严重的非主犯过度运用审前羁押等侦查手段和跟随整个刑事案件量刑偏重等现象，未能实现“宽中有严、以严济宽，严中有宽、以宽济严”。三是陷入“要么脱离个案情境，要么缺乏系统考量”的实践倾向，认为“宽严相济”是政策制定层面的事，与具体个案关系不大。例如，少数办案人员在具体的实践中未能做到宽严有度及其有机结合，忽略法、理、情的有机统一，忽略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忽略法律判断与常识、常理、常情的有机统一，忽略刑事诉讼与行政执法、社会治理的有机统一，忽略案件办理与当事人正当程序体验乃至人民群众公平正义感的有机统一，导致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还不能充分的发挥实际效用。
优化支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的制度体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贯穿刑事立法、执法、司法与刑罚执行全过程，但其提供的并非具体的定罪量刑标准，而是确立政策导向与办案理念，且有赖于健全的制度体系。推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来，无论是相关的实体法、程序法及司法解释，还是相关的司法政策、司法改革与法律实践，均发生了一系列变革。具体而言，在实体法上，一方面，重刑尤其是死刑罪名逐步减少。刑法自2011年起已经先后两次累计减少了22个死刑罪名。另一方面，轻刑罪名不断增多。刑法自2006年起，逐步通过扩容、拆分或增设等方式新增了28个轻罪罪名。而在程序法上，刑事诉讼法逐渐建构起一系列适应轻罪案件尤其是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的程序机制，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简易程序、速裁程序为主，以刑事和解、相对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犯罪记录封存等程序机制及法律援助、值班律师等配套机制为辅，不断推动轻罪治理迈向制度化。
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社会情境与犯罪形态的变化，和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需求的日渐增长，必定要一直在优化支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的制度体系。在实体法层面，应当逐步优化罪刑体系，使其更加契合宽严相济的精神和原理。尤其是，继续推进既有罪名的轻刑化，同时结合实际需要新增轻刑化的轻罪罪名，并增进犯罪的分层化及建构适应的治理机制。如区分轻罪与微罪等，使刑法上重罪、轻罪、微罪及相应的刑罚设计之间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的结构关系。在程序法层面，应当逐步优化繁简分流的程序机制，使其更加契合和足以支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实践。一方面，继续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优化重罪治理的程序机制，如强化直接言词原则、传闻法则、质证程序、裁判合议与说理机制、刑罚执行机制等。另一方面，面对越来越庞大复杂、多样化、多层次的轻罪案件，需要继续完善轻罪治理机制，重点解决不同轻罪程序机制之间衔接不够顺畅、层次不合理、功能边界不清晰以及轻罪治理程序供给不充分、缺乏体系性考虑等问题。如优化速裁或简易转普通程序的机制，塑造更适应于轻罪治理客观规律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体系，确立更加体系化的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进一步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等。（作者系中山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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